從未數位化的醫院,或許會最先抵達
譯自英文。 閱讀原文

這篇文章與我2025年10月的巴格達之行有關。當時我應紅十字國際委員會(ICRC)伊拉克代表團和伊拉克衛生部之邀,前往評估當地的醫療照護。
我記得最清楚的,是恐懼。伊拉克的急診太有紀律,不至於陷入恐慌;那是一種更安靜、也更讓人看不下去的東西。主治醫師扛的病人量,多數西方同行都撐不住。他們知道好的照護該是什麼樣子,也知道自己不一定給得了。從病人身上也看得到同樣的明白:他們走進急診室,就像走投無路的人抓住最後一根稻草,盼著能得到照顧,心裡卻已有一半準備好落空。這家醫院不像是為了讓人康復而設計的地方,反倒像一個待著就可能生病的環境,而急診室是盼一點小奇蹟的最後希望。
我花了好幾天才明白,那個房間裡沒有人失職。臨床醫師都很優秀。病人做的,是他們唯一能做的理性選擇。我看到的,是一個沒有經過優化的系統:平白無故地失血燒錢,醫師的成長被工具卡住,而不是被才能限制,病人得不到其實早就存在的照護。只是那份照護不屬於他們,不在那個房間,也不在那一天。
2025年10月,我應 ICRC 伊拉克代表團和伊拉克衛生部之邀,在巴格達待了幾天,評估市內四家主要醫院。衛生部的問題很實際:要怎麼用負擔得起的方式,把全國的急診系統數位化,又不把它搞垮?我寫了一份報告。報告通常只有少數幾個人讀過,然後就被歸檔。這一份落得這種下場,似乎不太對,倒不是因為我的答案一定對,而是因為這個問題牽涉到的人,遠比收件名單上的人多得多。所以我把它放在這裡,公開出來,讓大家來辯。
那張紙卡
說到紙本的醫療體系,最省事的說法是它落後了。這個說法是錯的,而它錯在哪裡,很重要。
像 Al-Yarmouk 教學醫院這樣的急診,一天要看500到800位病人。一個班通常由兩到四位資深醫師,督導大約四十名臨床人員。撐起這一切的,是一張正反兩面的卡片:依器官系統分類的症狀勾選欄、生命徵象表格、可以標記傷口和燒燙傷的人體圖,還有寫紀錄和醫囑的空白。醫師大約三十秒就能填完,眼睛完全不必離開病人。

伊拉克急診病人卡(正面)
再看看數位化最徹底的國家。2016年發表在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的一項時間動作研究發現,美國醫師每花一小時面對面照顧病人,就要花將近兩小時處理電子病歷和其他文書工作,下班回家後還得繼續做。葛文德在《紐約客》寫了一整篇〈醫生為什麼討厭電腦〉,談的就是這件事對醫師這一行造成的影響。如今,文書負擔已是美國醫師過勞最有據可查的原因之一。巴格達的醫師身上有很多重擔。打字不是其中之一。論臨床醫師和病人之間的介面,伊拉克這張紙卡勝過我在富裕醫院用過的大部分軟體。然後看診結束,卡片就被送進了儲藏室。
損失加起來有多少
我站在那些房間裡。成千上萬份紀錄塞在箱子裡、堆在架上,理論上依姓名歸檔,實際上根本找不回來。工作人員很坦白:要找出某一份特定的檔案,做不到。就算硬要找,也得花四十五分鐘以上,而且通常找不到。所以每一位回診的病人,都是新病人。Al-Yarmouk 和巴格達醫療城的醫師告訴我,他們常常在不知道病人過去的診斷、目前用藥、過敏紀錄或先前檢查結果的情況下治療病人。病人要是說不出病史,因為意識混亂或昏迷,那病史就等於不存在。這筆帳算得出來,我在評估裡也試著把它算出來。
一套基本的血液檢查大約15美元。我估計,這些急診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檢驗是重複的,也就是把做過的再做一次,只因為第一次的結果鎖在一個沒人打得開的箱子裡。檢驗科只靠姓名作業,沒有檢驗單號,也沒有追蹤。檢驗結果交給病人或家屬,由他們自己拿著穿過整間醫院送回去,檢驗科主任告訴我,有10%到15%根本沒送到開單醫師手上。檢驗科跑一項檢驗要兩到四小時。醫師卻常常要等四到六小時才看得到結果。差別不在醫療本身,而在資訊的流失,代價是更長的住院天數和延誤的決策。

藥局憑去年的猜測訂貨,因為沒有人追蹤用量,結果一家醫院的胰島素用完了,另一家卻有15%到20%的藥品放到過期都沒用掉。疾病監測資料要到月底才用人工彙整,再過兩三週才送到衛生部。一位糖尿病病人跑了三家醫院,就被算成三個病例。霍亂疫情冒出來時,只是「腹瀉」病例不明不白地增加,那時離還能圍堵的時機,早已過了好幾週。
我估算,伊拉克281家公立醫院每年因為協調失靈,損失9億到13億美元。換句話說,全國醫療支出有11%到15%就這樣被吃掉,卻沒有換到任何健康。

年度醫療浪費估算:依據世界銀行資料與 OECD 研究
在波士頓或倫敦讀到這裡,大可把它當成伊拉克的故事歸檔,讀起來比較舒服。但數字不這麼說。研究人員2019年在 JAMA 發表的文章估計,美國醫療每年浪費7,600億到9,350億美元,占全美醫療支出的四分之一,照護協調失靈正是他們點名的原因之一。OECD 估計,富裕國家的醫療支出中,大約有五分之一沒買到任何有價值的東西。同一種病,成本高了三個數量級,而且每張桌上都有電腦。伊拉克的系統在紙上遺忘。世界上大多數的系統,則是在螢幕上花大錢遺忘。
為什麼解方一再失敗
直覺開出的處方是:買一套電子病歷系統,裝好終端機,然後訓練所有人。這早就試過了,而且幾乎在每個地方都栽在同一個地方。
2015年到2022年間,伊拉克三度嘗試導入傳統的電子病歷系統。三次都在六到十八個月內放棄。這筆帳從來算不通。你不能要求一位每班要顧一百多位病人的醫師,每看一位病人就花五到十分鐘打字;每次試行,生產力都掉了30%到50%。英國的「國家資訊科技計畫」是史上野心最大的民用科技專案,在燒掉大約100億英鎊後,於2011年喊停。美國靠著 HITECH 法案約350億美元的獎勵金,硬是把普及率推了上去,某種程度上算是贏了。換來的獎品,是前面那個打字兩小時的統計數字,以及一場至今仍在付出代價的過勞危機。
這些失敗的驗屍報告都一樣:數位化只要把臨床醫師的工作流程當成要取代的東西,而不是要保護的東西,就會失敗。
這也讓伊拉克的問題換了一個樣子。衛生部要做的,不是在紙本和數位之間二選一。紙本在病床邊贏,在系統層級輸;傳統的數位化則剛好相反。真正的問題是:到了2026年,能不能兩者兼得。

各地區醫院分布與監測能力:現行系統分布不均,也無法即時掌握狀況(左)。建立全國健康資訊交換(HIE)後,衛生部就能即時監測全部18個省的病人負荷、資源使用和服務缺口,依據實證分配資源(右)。
行動支付證明了什麼
我認為可以,而我的理由來自銀行業,不是醫療資訊。二十年前,用任何傳統標準來看,肯亞的金融發展都落後西方好幾十年。2006年,肯亞成年人只有四分之一能使用正規的金融服務。接著 M-Pesa 出現了:用最陽春的手機傳簡訊轉帳,透過街角小店的代理人,跳過了分行、銀行卡,以及整套西方的金融體制。到了2021年,肯亞的金融普及率已達84%,如今全國大部分的 GDP 都經由行動支付流通。印度用超過十億的人口,把同一套劇本再演一次。2016年推出的 UPI,現在每個月處理超過200億筆交易,將近全球即時支付的一半,而西方許多地方,一筆銀行轉帳仍要等好幾天才入帳。這兩個國家都沒有追上西方的模式。它們直接跳過,落腳在西方還沒到達的地方。
落後,原來也是一種自由。肯亞沒有一個盤據分行業務、準備捍衛自身利益的銀行體制。伊拉克沒有既有的電子病歷產業,沒有為了申報費用而寫病歷的文化,也沒有五十年來層層堆疊在病歷上的法規。而讓另一條路成為可能的技術,才剛剛出現。過去二十年的企業級電子病歷,都建立在同一個假設上:資訊要進電腦,唯一的辦法是讓人打字。到了 AI 時代,這個假設已經過時,建立在它上面的系統也一樣。現在的模型讀得懂拍下來的表單,連潦草的手寫字和阿拉伯文都不成問題,而環境感知 AI 工具已經在美國的大型醫療體系裡,直接從醫病對話寫出臨床紀錄。打字,這個扼殺了過去每一次嘗試的關卡,已經不再需要。
所以,我向衛生部提出的做法,把一般的算法反過來。現行的系統才是開銷,它每年損失的錢,比一次轉型的成本還多。轉型要依阻力最小來設計,而不是依技術最多來設計。三十秒就能填完的紙卡,完全照舊。把它拍下來。讓 AI 在背景把資料擷取出來,存進全國登記系統,用同一個識別碼,把一個人在所有醫療院所的就診紀錄串起來。醫師的一天不會有任何改變。系統卻第一次有了記憶。
伊拉克之所以可能比幾乎任何地方都推得快,有一個結構上的原因。全部281家公立醫院都由衛生部直接管理,這種架構比較像北歐,而不像美國那種四分五裂的市場。一個行得通的模式,不必一家一家重新賣給上千個獨立買家;一個決定,就能推廣到整個體系。而且這個模式帶得走:約旦、黎巴嫩、葉門,以及任何臨床流程強、資訊基礎建設弱的國家。也就是大多數的國家。
我不知道的事
行動支付的故事有倖存者偏差,健康資料也不是支付資料。哪些事可能讓這一切翻船,我應該直說。
一筆交易很單純,也能自我驗證。一份臨床紀錄兩者皆非。用 AI 從手寫卡片擷取資料一定會出錯,資料庫裡一筆錯誤的過敏紀錄,可能比沒有資料庫還糟。病歷帶來的治理問題,是行動支付從來不必面對的:誰看得到、誰來保護、在一個受衝突影響的國家,資料外洩對病人安全代表什麼。伊拉克的電網不穩定。醫院已經不堪負荷。全球衛生領域到處都是在兩家醫院成效亮眼、擴大到二十家就無聲無息消失的試辦計畫。此外,我的成本數字有一部分來自工作人員訪談和已發表的文獻,而不是經過稽核的資料;我在報告裡已經註明那是估計值,在這裡也一樣。
我描述的做法只是一個假說。它可能需要大幅修正。它也可能根本是錯的。這份工作我做了,所以才寫,但這和宣稱我已經解決了問題,是兩回事。
我願意毫無保留地捍衛的,範圍更小,也更站得住腳。在伊拉克,以及以各種較隱微的形式在幾乎每個地方,急診照護真正被卡住的地方,不是臨床能力,大多也不是錢,而是沒有記憶。這種缺失有它的價格,可以用重複的檢驗和過期的胰島素算出來。每一次數位化失敗留下的教訓,都是要保護臨床醫師的工作流程。而現在,第一次有技術能同時滿足這兩件事。包袱越少的國家,越有空間好好運用它。
我一直想起在那些主治醫師身上看到的恐懼。那不是對自己能力的恐懼。他們每一班都看得到,如果身在一個運作良好的系統裡,自己可以成為什麼樣的醫師,就像那個房間裡的病人看得到,照護確實存在某個地方,只是給了別人。要填平這道落差,沒有什麼神秘的。說穿了,大多只是讓系統記住它自己的人早就知道的事。總有人會在急診醫學上完成這樣的躍進,就像肯亞在金融上做到的那樣,而這件事若發生在一個早被世界認定落後、放棄了的地方,我一點也不意外。
這篇文章根據的是我2025年10月在 ICRC 伊拉克代表團和伊拉克衛生部支持下,於巴格達進行的實地評估。引用的外部資料:Sinsky et al.,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(2016);Shrank et al., JAMA (2019);OECD, Tackling Wasteful Spending on Health (2017);Gawande, The New Yorker (2018)。文中觀點與錯誤,皆由我個人負責。